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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高校科研:服务国家和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分析

2018-5-14 10:08| 发布者: 高知汇| 查看: 186| 评论: 0|原作者: 刘燕刚、刘群彦|来自: 高知汇

摘要: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高校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高校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忽略了对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现实问题”的切实关 ...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高校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高校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忽略了对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和研究,而这背后映射出的高校服务社会能力建设问题恰恰成为影响国家科技进步的关键所在。

尽管国家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采用各种实践行动,试图以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来推动实现创新社会转型的目标,但在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功能演进过程中,高校以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未发挥,表现形式之一即是高校科学研究活动在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模糊,高校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举措和路径不清,从而使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功能发挥不足,并成为地方政府和产业界“敬畏交加,爱恨交错”的历史痛点。

一、高校科研在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模糊

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贝尔纳认为,科学既可以是关于生产的建制、方法和知识的累积,也可以是构成信仰的观念来源和精神因素[①]科学研究是通过技术应用到社会发展之中的,正如李京文、郑友敬(1998年)所提出的,技术是人们运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技能,或者在科学原理指导下改造自然的方法[②]因此,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科学研究总是以实际应用与技术研发逐渐融合并形成相互依赖关系。

在学院科学的“小科学时代”,科研人员以追求至真至纯的科学真理为目标,在一种超越功利与世俗的纯精神动机驱使下从事科学研究,并坚守一种超越世俗的象牙塔精神,其主要目的是追求真理,几乎不考虑科学的实际应用。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权威建构者,哈贝马斯认为人的现代观是随着信念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而由科学促成信念并相信知识进步和社会改良的无限发展[③]。在神学和近代科学交错发展的阶段,科学是极个别人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纯科学”的个体活动,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和探索活动在不被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中开展。尽管随着科学发展逐渐进入到生产领域,人们的观念和认识被缓慢改造,但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沟通仍然极少。经过18世纪的理性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兴起,随着蒸汽机的应用、煤炭和钢铁技术对人们理念的冲击以及现代科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尤其是电磁场理论、细胞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理论和学说的确立,出现了爱因斯坦、玻尔、欧姆、高斯、李比希、霍夫曼等顶尖科学家加入到技术研发群体之中,科学研究逐渐迈入日常生活,人们对其认识程度也逐步加深。

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纵深阶段,人类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Price. D.J. Desolla)“大科学”(Big Science)时代[④]。在这个时代,美国科学技术站在欧洲“巨人的肩膀上”开始兴起并独霸世界。在优越的科研环境支撑之下,美国出现了贝尔、爱迪生等一批影响全球的科学家,吸引了来自欧洲的爱因斯坦、威格纳等世界优秀的科学家,使其在整个20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保持科技发展的领袖地位,因此20世纪的世界科技被称为美国时代。在21世纪初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研究以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贯穿于整个人类生活之中。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人类在智能科学、再生能源科学、太空科学、人体健康科学等领域开始呈现突破性发展趋势。

“大科学”与后现代性的发展相对应。后现代性是指出现于现代性“之后”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状态或情境。与现代性不同,在后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科学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语言学视阈之内,科学语言的丰富是科学活动的前提,“学会这种语言便同时学到关于自然界的知识[⑤]”。后现代性的科技发展呈现出全球化、权威的瓦解、消费主义等特点。后现代性的人际关系,反映在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科学实验进一步采用大型化、系统性、精密化和信息化的先进设备;科研团队出现集研究开发、装备维护、设备共享、虚拟共用的“大科研”特点;以科研文献、专利成果等为表现形式的科学成果批量产生;科研管理系统化、集约化。在这种情境下,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和互动空前繁荣,单纯的“好奇心驱动”模式向“身份名誉驱动”、“公共利益驱动”、“资源争夺驱动”、“个人利益驱动”等复合模式发展。

可以看到,在后现代性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对区域社会秩序的影响逐步深入,以知识信息为内核的科研成果开始呈现可交易性的商品化特征,从而彻底摆脱了现代性的“范式”局限性。大科学环境下的区域科研秩序,国家和政府投入大量科技经费,希望借助科技投入的力量改变经济增长过程中以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人力资源成本低廉等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使其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对比国外大学的发展历程,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服务理念,几乎逐渐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著名高校的核心理念,也成为了高校发展的世界性潮流。然而迄今为止,中国高校科研活动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何种作用,尚处于相对模糊的“准真空地带”。

二、高校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举措和路径不清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竞争发生了新的变化,科技、人才、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被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等划时代论断。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对“创新支撑”的需求日益增加,知识分子密集的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人才培育的摇篮,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在原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三大传统职能之外,“服务社会”已经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使命,我国高校的角色定位正从过去的被动适应逐步转向服务和支撑引领同步。在20165月召开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⑥]”的号召,这也意味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及其所在的高等院校,应该聚焦具有应用前景的科研方向,关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注重将科研工作融入区域创新体系。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以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将呈现出持续强劲的增长趋势。但在国家科技创新的不同阶段[⑦]中,企业科技创新的实际成效却又存在着与国家和社会预期无法回避的矛盾:政府政策、资金投入增长强劲,但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整体效果提升并不对称;科技资源持续投入,具有市场应用特点的科技成果产出却呈现出与科技投入非正向增长的态势;科技人才大幅增多,精英科学家却生产乏力;创新口号不断推陈出新,创新方法却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等等。

细究国外知名大学的科学研究活动,无一不是在有效地把握了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并及时融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才逐步形成自身优势,逐步走上引领时代发展的舞台。然而,高校在探索科研活动中如何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对接国际科技前沿的同时,如何主动融入区域创新体系、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即探索服务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应采取的举措和路径,也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在高校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混沌的状态并造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

总体来说,站在中国高校科学研究融入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迫切需要对高校科研活动的功能、体系、内容、模式、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梳理,进而通过对高校科研与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化现象,对高校融入区域创新能力体系和促进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矛盾关系的解决提供依据。

【作者】:

1.刘燕刚,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2.刘群彦,博士,律师。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原创作品,禁止转载)

【参考文献】:


[①] []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11.

[②] 李京文,郑友敬.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4.

[③]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2)[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73.

[④] 19626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发表《小科学、大科学》为题的演讲以来,"大科学"现象为科技界所普遍关注。普赖斯对比了二战前和二战后的科学研究特征后提出,二战前的科学研究是"小科学",二战后科学研究从投资强度、学科交叉、实验设备、研究目标等呈现出"大科学"特征。参见:[]D.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M].宋剑耕,戴振飞译.香港:世界科技出版社,198239.

[⑤] 李东.科学语境与科学共同体[J].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1.

[⑥] 夏欣,齐芳.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N].光明日报.20160828日(01版).

[⑦] 我们把中国科技创新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的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工业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来自于对西方产品的“山寨拷贝”;1990年开始,在国家意识到“山寨产品”导致产品竞争力低下的前提下,由政府倡导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至今;自2000年开始,在原有“技术引进”的理念下,中国企业开始进行市场产品的初级创新,并进一步发展到今天的“集成创新”。参见:刘群彦,刘艳茹.创新驱动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J].中州学刊,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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