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国家能力——从政府干预到政府管制在重化工业时期，是由韩国政府主导大企业与银行体系的发展，到了卢泰愚时期，则是政府与大企业的结合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之后到了金泳三时期，政府的角色逐渐弱化，由大企业与银行体系来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最后，金大中上台之后，再度强化政府的角色，并对大企业进行规模缩减计划。官僚体系自全斗焕政府开始，经历卢泰愚政府和金泳三政府时期后，其权力逐步缩小。卢泰愚政府时期是民主化要求与规制缓和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也是政府的控制力极度削弱的时期，同时又是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官僚的领导力受到很大限制，但这一时期，还没能形成能够代替官僚圈的新的权力机构。韩国在朴正熙上台之后，国家权力的集中度大幅提高，而国家能力也明显增强，政府有着很强的能力来贯彻自己的经济发展意图。然而随着民主化进程加速，韩国政府的权威明显削弱，特别是金泳三所实施的自由化政策，只是一味的开放国内市场及解除针对国内金融体制的管制，并没有替代的管理措施。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有体现，人们并没有分清国家能力与政府形式的区别，一味的强调分权、肖懊政府，与此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能力，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足。金大中上台后开始了重塑国家能力的努力，朴正熙时期的“重化工业推进委员会”、全斗焕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曾起到增强政府控制经济发展能力的作用。金大中沿袭此法，在处理银行体系不良债权时，设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监督银行间的合并与重组；在解决国家预算与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上，设立“计划与预算局”来监管国家的整体预算与经济发展政策；针对官僚之间缺乏协调性，成立“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来加强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沟通；针对财阀占国内经济比例过高，提高“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职责，来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并逐年缩小财阀在产业所占的比例。另外，金大中还设立“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中小企业委员会”来统合整个国家的发展，并重新开始执行在金泳三时期中断的五年计划。除了加强机构建设之外，金大中对韩国制度的完善还体现在其在执政初期利用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通过了大量政治经济法规。1997年12月到1998年3月短短五个月时间，韩国国会所通过的政经改革法案是历年最多的。总的看来，通过制度的完善，金大中政府重新获得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政府影响经济的方式已经由由人格化的干预转变为制度化的监管。国家能力的增强为改革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然，重塑国家能力本身就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政商关系的改变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已经出现借贷迅速增长、公司杠杆率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金融业存在缺陷等问题，这导致了经济的脆弱性，而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一直以来为人们诟病的政商关系。韩国的政商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由有限准入秩序所决定的，是有限准入社会秩序的外在表现，传统政商关系的沿革也直接反映了韩国社会秩序的变迁。过去，人们认为亚洲政商关系的性质有助于产生良性政策，至少依据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是这样，甚至世界银行在其《东亚奇迹》的报告中也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良性均衡需要有相当严格的政治条件才能实现。其中包括对私营经济力量的政治制约、精英领导下的官僚制度、独立的监管机构和透明的政商关系。东亚的政商关系存在着特定风险，第一是私营力量高度集中；第二个是政府干预带来的道德风险。尤其是政府对金融业的介入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尽管产业政策在危机中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是金融业的政治介入无疑是道德风险的来源，即便在没有提供明确担保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风险的第三个来源是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由于缺乏独立的、有能力的监管机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私人行为者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使他们不仅能够采取冒险行为，而且可以进行欺诈和公然掠夺。韩国的政商联盟曾给韩国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这个一定社会条件下特殊的政治经济联盟明显已不能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政商联盟的分化与组合是观察韩国社会秩序变迁的一面镜子。一直以来，韩国政府通过金融干预和企业干预来干预市场，在金融方面通过控制银行系统，进而控制银行信贷来引导经济方向，培植企业集团；在企业干预方面，政府通过封闭经济，限制市场竞争，为大企业的发展创造市场环境。改革之后，这种干预方式已经完全改变，韩国政府设立了储蓄保险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政府降低了介入金融体系的力量。在企业干预方面，由于韩国的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权逐步交由专业经理人管理，政府与大企业之间人格化的关系被打破，政府无法继续为企业提供垄断的经营权，而企业也改变了过去常年给政府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做法。在韩国光复后一直存在的政府与财阀的利益相关性被打破了。有限准入秩序下，统治集团通过对经济体系的政治控制来获得维持统治的租金，一旦这种政商关系被打破，也就意味着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而创造了社会秩序转型的契机。改革成功的原因1998年韩国的经济表现可以证明金大中政府改革措施的推行是迅速而有效的，金大中能够成功地推进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韩国在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以来从未有过的困境之时，急需获得来自IMF的经济援助，而IMF也同时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改革要求，这迫使韩国政府做出迅速的反应。IMF的改革要求也为金大中的改革增添了合法性，在改革推进受阻的情况下，金大中可以以IMF的压力为借口来强行推进改革。其次，金大中吸取了在总统选举中接连失败的教训，在政治斡旋中更多的采取了妥协态度，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其对金钟泌的政治承诺，使得金大中获得了国会中优势地位，加速了改革的推行。当然，由于对金钟泌的政治承诺最终没有兑现，使得政治联盟在金大中任期尚未过半就宣告瓦解，而金大中也在任期后半段成了名副其实的跛脚总统，改革推行难以为继。最后，财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受重创，大幅削弱了与政府对抗的实力，金泳三政府的经济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财阀的激烈反对而宣告失败。金大中政府面对的财阀实力相对于金泳三政府而言弱小得多，改革的推行更为容易，财阀无奈之下只得接受政府的改革措施。金大中对财阀的经济改革宣告了韩国财阀时代的结束，韩国财阀的存在已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与保护，有限准入秩序下获得飞速发展的韩国财阀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韩国经济的复兴在金大中政府果敢的改革政策推行后，韩国经济迅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经济很快恢复了增长；一直难以推行的针对财阀的改革也顺利推行，横跨多个行业的大企业集团规模大幅缩减，财阀的主导产业由过去的数个到现在的一个，形成“一产业一企业”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韩国财阀的规模得到了缩减，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财阀实力较之以往被明显削弱了，再没有能力来左右整个韩国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联盟关系也宣告瓦解。银行体系经过改革后，逐渐消化了过去所累积的不良债权，同时在引进外国银行并购国内银行的机制之下，国内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加强，使得银行不再成为政府发展特定产业，以及提供偏好性贷款的工具，金融体系的整体获利率大幅提升。在金大中的政治改革下，官僚体系不再是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利益输送的转运站，官僚逐渐能够扮演行政中立的角色。另外，国会不再是韩国大总统制之下的附属品，韩国人民也逐渐知道如何运用国会的力量来制衡总统的权力，也就是当总统的权力过大，便让总统所属的政党成为少数党。改革成功之后的韩国经济迅速复苏。在1998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7%，但到了1999年出现了强劲反弹，全年GDP增长率高达10.9%，出口增长15.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失业率从1998年的6.3%下降为1999年的4.1%。在亚洲所有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中，韩国首先于2001年8月提前三年偿还了IMF的所有借款。从1999年下半年起，由债务国转变成债权国。2002年7月为止，美元外汇储备达1155亿美元，成为继日本等之后第四大外汇储备经济体。银行自有资本率在2001年9月为10.7%，大大超过8%的国际标准比率。30家大财阀的资产负债率从1997危机前的512.8%，下降到2000年底的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