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指理性在科学认知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主体自我意识的先天认知能力。在认识领域，认知主体依靠先验统觉的能力，对杂多进行综合统一并使之呈现出来，达到对最高真理的认识，人为自然立法。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一切知识必须符合对象，康德反其道而行之，在人类理性之中找到了先验统觉，并利用它实现了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即经验世界只有通过理性的先天知识，才能被人所经验、所认识。实现了他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但是，理论理性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建构，只能限制在经验的现象界领域，一旦知性试图越过边界，闯入实践理性的地盘--物自体领域，必然导致二律背反，即正题反题都成立，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定位：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这是对古希腊哲学德性与知识关系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高于道德德性，都把知识看作为道德的基础，德建立在知的上面，知高于德。而康德则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才真正体现人的本质，使人的主体性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使人成为目的。康德的道德自律思想，无疑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一场“哥白尼革命”，解决了传统伦理学面临的自由与道德法则的难题。在消极自由的前提条件下，康德论证了实践理性能够为人立法，作为实践理性载体的人 ，自觉自愿地按照理性自身的道德法则规定自身行为，实现了人的积极自由。康德认为德性并不在于符合外在的必然性，而是自觉地遵守内在的必然性，自律才是自由。在康德之前，自由不是被理解为选择的自由，就是被理解为作恶的自由，完全没有达到对自由的真正的理解，因此也忽视了自由对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康德理性“自律”的伦理学说对自由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推翻了以前从外部寻求道德基础的“他律”学说，不仅解决了传统伦理学面临的困境，而且高扬了人类的理性，彰显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使人类真正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一场伦理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意义。康德道德哲学自诞生以来，因为其在学理推演上表现出来的独断性质，以及他对原则所恪守的不妥协的，令人生畏的严酷主义而遭到诸多非议。人们认为康德道德哲学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书斋式研究，因而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叔本华认为康德犯了“以假定为根据的错误”，把道德的基础和道德奖励建成了“先天的纸糊楼阁”，经不起任何现实的考验。康德的先验道德法则是神学道德论的翻版。不可否认，康德道德哲学的确存在上述问题。但是，一种理论的价值并不一定在于论证上无懈可击的严密性，也有可能在于其巨大的启示性。康德道德哲学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就证明了其价值和地位。虽然形式主义使道德原则，在现实层面的理解和实行，的确有明显的缺点，但却是道德原则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康德看来，无论是世俗的功利论、情感论还是基督教伦理学，都只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只具有特殊性和或然性，缺乏道德法则所应有的普遍性。因此，康德试图超越这些规范，为人类的道德，找到一种最具普遍性必然性的的法则。这一法则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偶然的道德行为和规范，但能把所有的道德规范囊括在内，并对所有道德行为都是有效的。因此，这种道德法则必须是形式的，必须把所有情感、利益和欲望等质料性的、经验的因素抛开，到人类所共有的理性之中寻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这是寻求人类道德普遍法则的必然之路，并不代表着康德对现实世界的漠然无视。道德规范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个别的一次性行为，应当具有普遍性，获得社会共同体的普遍认可。道德也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应当是什么。一个理想可能并不在现实中真正存在，但是却能对现实有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没有形式化，道德的普遍性就无从落脚。康德把一般的道德原则，上升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应当理解为人类思维水平，和道德理论的巨大进步，我们不应当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其形式化的一面，而应当看到康德绝对命令，对于经验世界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人们利用康德绝对命令的可普遍化原则，把一些不能普遍化的行为规范，淘汰出道德法则，使人类的道德共识不断增进，进而形成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指导人们的具体行为。而“人是目的”则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普遍共识和道德底线，规范着个人、团体和政府的行为，为人在社会中生活提供了保障，使人拥有了尊严和价值。人是目的法则，可以说悄然地改变了哲学的主题，使自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以来的认识论哲学转向了“实现你自己”的实践论哲学。同时也是康德对哲学最高问题“人是什么”的终极回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后续的伦理学发展，无论是纯理论的还是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康德的“人是目的”都为之提供了理论源泉，使之能顺应时代的要求，焕发出勃勃生机。虽然终极的“目的王国”还没有达到，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可以有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并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