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可能通过抑制行为（如突然停止）以避免引起其他个体（通常是处于支配地位者）的注意，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如关于黑猩猩的研究所报告的那种隐藏东西的行为。例子之一如，研究人员向一只名为Belle的母黑猩猩呈示食物所在位置，然后给它以取得食物的机会。然而当处于支配地位的黑猩猩Rock在周边时，Belle不会走向食物（如果它这样做，Rock会拿走食物）。

有时Belle甚至走向一个没有食物的区域，或许在试图误导Rock（Menzel，1974）。在关于欺骗的实验测试中，不同于基于轶事证据而作出的预期，黑猩猩常常不能获得成功。例如博森和波恩斯坦（Boysen &.Bern-ston，1995）考察了两只经过训练的黑猩猩Sarah（32岁）和Sheba（9岁）在这方面的表现。两只黑猩猩面对面坐在一个隔离物的两侧，其中一只作为选择者，另一只作为观察者。

把一对一对装有糖果的盒子（一个装得多，一个比较少）放在选择者的前面，它将依次选择其中一个盒子。类似于学前儿童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程序，这些实验任务的难点在于，要想得到较多的糖果，则必须选择较小的盒子，因为其实际选择的糖果盒马上会被拿给观察者，而留给它的则是另一个盒子。

博森和波恩斯坦让两只黑猩猩转换角色（选择者／观察者），发现不管哪一只黑猩猩当选择者，均能完成这一任务。类似于幼儿，黑猩猩不能抑制选择装有更多糖果的盒子的优势反应，因此总是得到较少的食物。有趣的是，当以阿拉伯数字代替食物时，曾经受过把特定数量与特定数字联系起来（如2对应于两个东西）的强化训练的Sheba能够“通过”这一任务，即总是选择较小的数字从而得到较大的数量。

或许，使用符号使得这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猩猩能够克服直接选择较大数量的倾向。因此，在某些环境下黑猩猩似乎能够抑制优势反应，不过要它们这样做并不太容易，黑猩猩在日在常生活中做出策略性的欺骗似乎是一件极其少见的事件。诸如此类与黑猩猩的社会智力有关的技能（其他例子可见于Byrne&Whiten，1988），表明黑猩猩有时也能够利用欺骗获得某些利益。

不过，上述所观察到的欺骗形式或许并不一定需要知道他人的心理。在这些研究中，动物可能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特定某种情境中不抑制某种行为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这样的行为十分突出，显然反映的的确是对某种优势反应的恰当抑制，不过除了抑制，它们反映不了行为背后的社会认知机制。

实际上在实验室控制的心理理论任务中，黑猩猩与3岁儿童一样，通常是以失败告终。尽管一些实验宣称黑猩猩通过了错误信念任务（如Premack &Woodruff，1978），但是在对任务施以恰当的控制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黑猩猩能理解错误信念。

例如在一个用黑猩猩作为被试进行的迄今为止可说是得到最好控制的错误信念任务中，卡尔和特马赛罗（Call＆．Tomasello，1999）在一只类人猿看不到的情况下把食物藏在一个障碍物的后面，但一位人类流者看到了该过程；交流者把障碍物移开，把一个标记放在藏有食物的抽屉上面，类人猿从有标记的位置可找到食物。在类人猿学会怎样完成这一基本任务后，开始错误信念任务分。

猩猩和交流者看到，一个食物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之后交流者离开房间。这时猩猩看到另外一个人进入房间，把食物拿到另一个容器里。然后交流者返回房间，把标记放在她之前看到的藏食物的地方。就像用儿童进行的Maxi 任务（Wimmer &Perner，1983）一样，交流者对藏食物的位置持有某种错误信念。如果猩猩认识到这一点，则它将不会选择交流者所标记的那个容器。

该实验中，猩猩总是不能通过该任务，表明它们没有认识到交流者持有某种错误信念。有趣的是，多数4岁儿童也没能通过这种任务，而5岁儿童能够通过任务。卡尔和特马赛罗把他们的结果解释为黑猩猩没有理解错误信念，至少不像多数5岁儿童那样具有这种认识。关于社会学习，不同于多数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基于所假定的潜在机制，区分出两类基于观察的学习（Tomasello，2000）。

特马赛罗等人（Tomasello，2000；Tomasello，Kruger，&Ratner，1993）认为，真实效仿（true imitation）是认知上最复杂的社会学习形式，需要认识到榜样的目标或意图，并且能够复制榜样行为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真正的效仿包含观点采择这一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

其他的社会学习形式包括：模仿（mimicry），观察者复制某一榜样的行为的一些方面，但不理解这些行为的目标；效法（emulation），观察者理解了某一榜样的目的，但在达成这一目标时并未复制具体的行为。例如，一只黑猩猩可能看到另一只猩猩通过滚动来移动一根原木，结果得以接近一窝可口的蚂蚁。

观察者然后可能使用同一或不同的原木，并以某种方法加以操纵（举起它，跳到上面），最后取得相同的结果（接触到蚂蚁，美食一顿），但没有复制榜样行为的重要方面（滚动）。效法是某种认知上相对复杂的机制，但是不如真实效仿那么复杂。尽管黑猩猩经常通过观察榜样而掌握复杂的任务，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它们能进行真实的效仿，至少是在操纵物体的时候（例如在利用工具的时候）。

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的证据，这类证据来自一些接受过人类文化熏陶的类人猿，也就是那些由人类养育的类人猿。有研究观察到，就像人类儿童一样，接受过人类文化熏陶的类人猿能够复制模仿某些施于物体的行为，可能表现出真实的效仿（Bering，Bjorklund，&Ragan，2000；Bjorklund，Yunger，Bering，&.Ragan，2002）。

在一项研究中，在探测基线水平期间，研究者先为由母猩猩养育的黑猩猩、人类养育的黑猩猩以及18-30个月的人类幼儿呈现系列项目供其探索。然后主试示范一些实施于这些物体的行为，继而立即或在24小时或48小时后把这些物体交还给被试，并纪录被试是否表现出任何效仿的证据。

结果发现，对于更具有挑战性的延迟任务，人类幼儿和母猿养育的类人猿均表现不佳，而只有人类养育的类人猿（两只倭黑猩猩和一只黑猩猩）表现出效仿工具使用的证据（Bering et al.，2000）。比约可兰德等人（Bjorklund et al.，2002）的研究表明，人类养育的黑猩猩（Pan troglodytes）表现出延迟模仿，不仅通过重复对榜样物体的目标行为，而且将这些行为迁移到不同的但有些相似的物体上面。

比约可兰德认为，将观察到的行为推广到不同的物体上是很好的证据，表明这种习得的行为是通过真实效仿的机制（而不是其他社会学习形式）而获得的。因此，尽管多数捕捉到的黑猩猩似乎并不进行真实效仿，但是当它们经历某种极其不同的抚养环境，包括语言的使用、直接指导和联合一共同注意（即三相互动）之后，它们显然能够被诱使这样做。

现在尚不可能确定野外的黑猩猩采用了何种社会学习机制，不过研究表明现代的黑猩猩具有潜在的进行真实效仿的能力，即使这种能力只表现于非物种典型的情境。关于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的研究证据不是直接的，尽管其揭示了这些动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技能（包括野外的和实验室内的），但是和4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证据（即成功完成错误信念任务）比起来，有关证据相对不易获得。

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人类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拥有类似于现代类人猿所具有的社会认知能力，那么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大脑容量的进化扩容，将促进种系个体计算能力的提高，而这种计算能力如能很好地应用于某种复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灵活应用于竞争性和合作性行为中，将导致该物种融入适应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