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双减”后，青少年负担减轻了吗？还有哪些问题困扰他们？家长焦虑是否有所缓解？

最近，半月谈记者走进热线蹲点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后，“陶老师热线”出现了可喜的新变化：比如从开学后的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底，共接听2383通电话，同比减少了大约300通。

拼命“赢在起跑线”的家庭教育，能否在“双减”后迎来美好局面？这个问题，挺烧脑的。媒体蹲点“陶老师热线”捕捉到的变化，当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过，要据此就得出“双减”已经成为终极各方焦虑“大杀器”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毕竟，减少的300通电话，也只是零头而已。何况，这份样本数据还要结合疫情下的“网课”现实来考量。

最基本的一个逻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孩子和家长的真焦虑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就烟消云散开去。

如果一个学期的“双减”就如此轻松治愈了“鸡娃”的惯性，那么，“负担过重”这件事的难度系数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事实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此前，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有87.0%受访家长“双减”之后仍然感到焦虑。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双减”是诚意满满的，无论力度还是举措，确实有荡涤一切尘埃的气魄；焦虑也是确实存在的，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面对普职分流和名校有限的现实，谁也没有放飞自我的勇气。

更别说有些地方的“双减”，总会找到变形走样的岔道：比如去年，广西桂林一中学要求家长轮流到学校监督孩子们晚自习，时间为19:20至21:20。没空的家长可以出钱请人，一晚100元，家委会安排人值班，报酬给志愿者。“减”到最后，不过是换了个地理场景，一干人等还在内卷的成绩里折腾。

“双减”成效，最终问题是家长的负担是哪里来的？学生的负担是从何起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抽丝剥茧理清楚，“双减”才不至于成为剑指教培机构的“生死秀”。

去年的爆款电视剧《小舍得》，演活了“鸡娃”家庭的众生相。一句话，家长的焦虑固然有培训机构煽风点火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焦虑来自两个现实的因素：一是教育均衡仍在路上。二是教育是人生上流的主干道。只要唯成绩论还主导在教育评价体系之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学生及家长，就断不会从根子上减少焦虑感。

“双减”的最终效果是肯定的，不过，凡事不会立竿见影。尽管家庭教育入法了，社会提供的教育服务也在跟上，但是，还有更多配套协同工作亟待久久为功。说句题外话，今年个别城市疫情中阳性病例流调公布的情况，仍有无穷无尽的多个“培训班”的影子。一句话，纾解家长及学生的焦虑，还需要教育在正本清源上持之以恒地发力。